一家公司，能具备决定美国政治的能力？

为了延续其生命力，兰德公司从始至终都参与着一门军事科学的构建。具体来说，兰德公司扛着政治问题科学化的大旗，借助大量战略研究工作中的特有机制来界定这些论辩，以及强化这些论辩的技术性。

——《兰德公司（1989-2009）：美国战略学知识的重构》

  关于作者  

让－卢普·萨曼：巴黎第一大学（亦称先贤祠－索邦大学）政治学博士，曾作为访问学者赴杜克大学和兰德公司访学，先后任教于巴黎政治学院和巴黎第八大学等。

让－卢普·萨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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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5月17日，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圣莫尼卡(Santa Monica)总部举行了创立 60 周年庆典，这一天也是以色列独立 60 周年纪念日。庆典由公司总裁詹姆斯·汤姆森(James Thomson)和副总裁迈克尔·里奇(Michael Rich)主持，在庆典的会议上他们带领所有人回顾了过去六十年兰德为社会所做出的贡献，尤其在国家安全研究领域。借此机会，汤姆森和里奇对公司的资产进行了盘点。在成立 60 周年之际，兰德公司的年均营业额已 达2 亿余美金，拥有 1500 名员工，以及美国境内的 5 个中心（圣莫尼卡、华盛顿、匹兹堡、杰克逊、新奥尔良）、欧洲境内的 2 个分部（英国剑桥、比利时布鲁塞尔）和卡塔尔境内的多哈分部。

不久前，美国独立记者亚历克斯·阿贝拉(Alex Abella)的一部作品面世：《理性的战士：兰德公司与美国的崛起》(Soldiers of Reason： The RAND Corpor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American Empire)。作者在书中讲述了一个神秘研究中心的历史。从 1950 年的朝鲜战争，到 2003 年的入侵伊拉克，该研究中心是艾森豪威尔当政以来美国政府几乎所有政治方针的理论来源。甚至可以说，无所不能、无处不在的兰德公司是美国在世界范围内遭受的各种磨难的源头，尤其是在中东地区。事实上，阿贝拉的作品虽然饱受讽刺和争议，却体现了自兰德公司创立以来，传媒界对其好奇程度从未减退，甚至可以说是痴迷其中。

44 年前（1964年），恰逢斯坦利·库布里克导演(Stanley Kubrick)的新作品《奇爱博士》(Doctor Strangelove or: How I Learned to Stop Worrying and Love the Bomb)上映。该片在封闭式的布景下，讲述了美国因轰炸机通信系统出现技术错误，与苏联进入核战争的故事。该片大部分场景均在美方一个虚拟的作战室内上演，彼时，军事官员和总统的参谋们正齐聚一堂，商讨可行方案。

剧情进行到30分钟时，奇爱博士(Docteur Folamour)——一个坐着轮椅、操着浓重的德国口音，并且总是忍不住在向人问好时行纳粹军礼的人物出现了。他声称，自己所任职的机构起草了一份高度机密的报告，这份报告预测了苏联对美国发动一次袭击有可能造成的人员伤亡情况。但在座的人却表示怀疑，因为他们对此机构一无所知。于是，彼得·塞勒斯(Peter Sellers)（反传统的奇特博士的扮演者）便无所顾忌地揭晓了这家机构的名称：“布兰德公司”(Bland Corporation)。

电影《奇爱博士》海报

无独有偶， 10 年后（1974年），在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Francis Ford Coppola)导演的《现代启示录》(Apocalypse Now)中，马龙·白兰度(Marlon Brando)饰演一位在越战中患上精神病的美军上校，他在摄像机前有一段长长的独白。其间，他揭露道，“华盛顿政策”的理论依据仅仅是一帮自称为“专家”的江湖人士的研究报告，而且报告严重脱离战场实际情况。讽刺的是，他还提到了一份兰德公司的报告。

这些电影就是我与兰德公司的初次接触。当我还是一个年轻的研究员时，我惊叹于兰德公司在不断产出政治构想的同时，仍然能保持神秘。不过，这种神秘性不太经得起推敲。实际上，快速检索一下它的公开信息就能知道，与《兰德公司与美国的崛起》作者亚历克斯·阿贝拉及其前人所认为的恰恰相反，兰德公司不具备可以决定美国政治的能力，其影响力并不比华盛顿的其他利益集团或者战略评估团队更大。

然而当我们摆脱演员对电影内涵的诠释所带来的影响，去探索兰德公司的渊源时，就会发现一些非常有趣的因素。正如托比·马奎尔(Toby Maguire)在纪录片《行动中的理念：兰德60年》(Ideas in Action: 60 Years of RAND)中所说，“兰德源自复杂世界中的一个简单理念”。

二战结束数月之后，这一简单理念便在美国空军科学顾问团队成员西奥多·冯·卡门(Theodore Von Karman)完成的一项名为“兰德空军工程”（兰德RAND即“Research and Development”）的报告中展现雏形。冯·卡门意图建立一个独立于国防部之外的机构，该机构可以与他缔结契约，并直接向他本人提交战略评估报告。当时，美国正处于与苏联对峙的备战形势下，而建立独立机构有助于对核武器的使用模式展开高效研究。

电影《现代启示录》海报

不久之后，美国陆军航空队与当时的航空业巨头——道格拉斯飞行器公司(Douglas Aircraft)达成一致，拨款给一个学术研究团队，并帮助他们在圣莫尼卡组建了一个研究发展办公室。 1946 年 3 月 1 日，随着陆军航空队 MX791 号研究合同的签订，兰德公司正式开始营业。由于与道格拉斯工业化负责人的合作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 1948 年，兰德从该公司中脱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组织。因此，1948年被视为兰德的诞生元年。

就这样，兰德公司由尚处于萌芽阶段的美国空军正式创立，其宗旨十分明确：在冷战的国际大环境下为美国空军提供军事服务。从此，兰德就持续地影响着美国的对外政策。在其 60 周年纪念之时，一个现实的问题产生了：这样一个诞生在特定社会政治背景下的角色是如何存活至今的？

我们发现，这个问题的答案不仅涉及兰德公司，还涉及美国的整个社会领域，该领域正逐渐被以冷战为主题的军事评估所建构。继兰德之后，又诞生了一批怀有相同愿景的组织，包括国防分析研究所(Institute for Defense Analyses)、海军分析中心(Center for Naval Analyses)、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等。

但是在苏联解体之后，各大研究机构已经完成了各自的使命，这个政策思想市场又是如何进行自我重构，以适应政府的新需求的呢？实际上，与其他组织相比，兰德公司的形象设定非常突出，它就是冷战中形成的知识产物，凭借苏联问题、军备控制研究大放异彩。但它如何在美苏两极对峙时代结束后仍然保持活跃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本书将主要围绕这个问题展开。

两极时代的终结对于遗留下来的整个战略学界无疑是一场悲剧：苏联问题专家没有了研究目标、欧洲安全论的相关解读不再站得住脚、核威慑也失去了基本前提。但苏联研究群体的倾覆也打开了一个缺口，并为观察者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来描述和分析战略专家为军事部门服务时所采用的策略。这一系列国际事件之后，战略研究专家们需要进行一些部署，来调整或延续他们的活动。

在社会学的层面上，我们并非要以历史的眼光去探究这场知识危机的源头（未能准确预言苏联的解体），也不是追究其结果（新的研究领域和新实践的构成），而是要了解这两者中间的过程，即，置身于危机中并直接催生了这种重构的参与者们所发挥的作用。

针对因果二者之间的断裂，我们需要摒弃对其传统的理解模式，以便更好地考察个人和团体在这段时期的行为。这个断裂打破了事件的线性顺序，不仅突出了事件参与者的创新能力，还揭示了他们的实践行为和互动行为中的关键因素。在这种断裂面前，危机后消失的和继续存在的惯行做法都一览无余。

兰德公司（1989-2009）：美国战略学知识的重构

（法）让－卢普·萨曼  著

张倩格 陈榆睿 李刚 译

甘琳 校译

定价：45.00元

ISBN 978-7-305-19581-5

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1月版

无论如何，想要弄明白这场状态变化(transformation détat)中的关键因素，首先必须理解对于政治专家们来说，危机在知识层面上代表着什么。

本书致力于将战略知识产出与政治行为方式联系起来。为了探讨宏观政策限制下的战略评估研究方法，本书将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将展现该领域的不变因素——战略工作中所传承的固有意识形态，即军事科学中的意识形态，以及不同参与方之间的竞争所体现的意识形态；第二部分将探讨兰德与其最主要的委托人——美国国防部，自冷战结束以来在知识层面上的互动；最后，第三部分将分析兰德的战略评估在向全球（欧洲、中东、亚洲）扩张的进程中所面临的挑战。

在结论部分我们将会看到，这次重构造成了“战略家”在研究技术化过程中的某种“幻想破灭”(désenchantement)[借用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说法]。一些美国战略研究领域的标杆人物还将这种现象修辞化地描述为一去不复返的黄金时代和国防知识分子的失乐园。

不过，在场域社会发生理论的指导下全面剖析这些象征资本之争将会使我们摒弃这个观点。为了延续其生命力，兰德公司从始至终都参与着一门军事科学的构建。具体来说，兰德公司扛着政治问题科学化的大旗，借助大量战略研究工作中的特有机制来界定这些论辩，以及强化这些论辩的技术性。

编辑： 金少帅  戚宛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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